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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对于现代经济运行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比较平稳地度过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的通货紧缩期后，人们对宏观调控体系的有效性颇多赞誉。但近几年来，面对经济运行的新趋势，宏观调控也面临一些新问题。

虽然我们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从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来看，宏观经济尚未形成真正稳定运行的机制。正是因为微观基础的不稳定，致使调控政策的执行经常在区域内或行业内发生相当程度的异化，难以实现预期的调控目标。比如，由于地方经济利益甚至是个别地方领导的原因，中央政府对房地产业的调控在个别地区、个别城市遭遇阻力。这种状况显然起因于我们的区域经济结构、政府管理体制还不足以支撑起一个全国统一的、“无缝”运行的市场体系。近期，股票市场遭遇罕见的大幅波动，部分股民贷款炒股，这也充分证明我国证券市场的运行还缺乏真正理性的、合格的投资者。证券市场这一重要微观基础的薄弱，必然影响宏观层面对资产泡沫和流动性过剩的治理。因此，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体系逐渐建立并不断完善的同时，政策操作必须充分考虑经济运行微观层面的因素。

产业政策的执行在注重总量调控的同时，亦应考虑更多的微观因素。2003年，经济运行遭遇了电荒、煤荒，而在此之前，产业管理部门刚刚宣称电力过剩、煤炭过剩。此后虽经几年的迅猛发展，也需要在2007年基本实现电力供求总量和结构的总体平衡。能源短缺问题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了经济发展中资源瓶颈的厉害。近年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中，政府的宏观调控权威一直受到挑战，也值得我们反思。

宏观经济运行本质上是无数微观经济主体行为的集合，所谓“微观是宏观的基础”，脱离微观基础的宏观调控体系的构建是无助于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的。在我国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宏观调控体系的建立无疑借鉴了西方国家的框架。但在这个借鉴的过程中，也许忽视了经济运行微观基础的巨大差异。

西方经济学虽然也分析企业规模、公司治理结构变化等因素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但一般不会系统分析经济主体的特性与宏观经济运行的联系。因为经济主体行为的稳定性是其理论的前提，而不是经济分析的变量。观察一下凯恩斯学派、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新凯恩斯主义等经济学流派，一个共同的特点是，虽然宏观分析大多是从微观分析入手的，但一般都不会研究经济主体行为的变异性。这是因为，在西方经济学框架内，经济主体的基本行为特性是稳定的，而不是经常变异的。

90年代之前，中国经济学界对宏观经济稳定问题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如何构建一个宏观经济运行的框架。90年代以后，在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研究的内容更多地集中于如何借鉴西方国家的实践经验，设计符合我国特点的宏观调控体系。近几年来，部分研究已经开始关注我国特定的制度背景下经济运行不稳定原因的分析，研究的切入点开始从宏观向微观转变，比如开始关注地方政府行为、国有企业改革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但总体看来，当前的理论研究缺乏对经济主体的系统分析，尤其缺乏对微观主体行为特性与经济平稳运行及建立动态调控体制问题的研究。

中国宏观经济理论研究应该建基并服务于转轨经济的现实。经济体制转轨的本质是打破经济主体之间原有的关系而建立新的关系，是一个重塑经济主体行为规范的过程。在当前的改革攻坚阶段，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稳定性的研究更应从微观经济主体行为的角度切入，并从转轨过程中微观主体行为变化的角度谋求建立动态、内生的经济调控机制。

随着企业成为“自主”的企业，居民成为“自主”的居民，银行成为“真正”的银行，经济主体行为变化对宏观调控效果的影响将越来越大。宏观调控体系不但必须符合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特征，而且必须能够根据主体行为的变化趋势进行动态调整。离开了对经济主体微观行为的准确分析，是不可能建立起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的，也不可能真正实现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勉为其难”，无不与我们忽视当前阶段微观经济主体甚至地方政府的行为特点有关。如果宏观调控政策继续“漠视”微观主体的存在与感受，那么宏观调控意图与微观主体行为之间的矛盾将更加突出。现在人们都讲“理念”和“模式”，但如果脱离了经济运行的客观实际，如果调控者并不清楚被调控者所思所想，一些所谓的“先进理念、先进模式”导引出的东西必然“南辕北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