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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９７８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同处亚洲的两个世界人口大国，中国与印度在综合国力、人均ＧＤＰ等指标上相若。２０余年的经济改革，使中国在整体经济实力、人均ＧＤＰ方面均大大超过了印度。２００３年７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后，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发表一篇题为“印度对中国：落在龙后面的老虎”的专题报道。 报道指出：“２５年前，中印这两个又脏又穷的亚洲大国的生活水准颇为相似，但如今中国人的平均收入几乎是印度人的两倍”。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公布，２００１年，中国人均ＧＤＰ为８９０美元，而印度只有４５０美元。即使按照平价购买力计算，中国人实际收入也比印度人高出７０％。

从理论角度来看，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的制度观点，可以简要地归结为三点：明晰界定的产权，为市场经济的扩展提供充分激励；内在于市场机制中的完善的法律框架，为市场运行提供了规范保障；代议制的民主宪政体制，为市场经济的运作和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操作构建了合意的政治架构。这三个基本观点，是源自他们对西欧近现代史上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过程的史事观察和进一步的理论印证。如果用新制度经济学家的理论视角来观察和比较中国和印度，我们会发现，在印度当代社会中，应该说具备了以私有产权为特征的产权结构，以英国普通法传统的市场法律框架，以及代议制的宪政体制这三个基本制度架构。然而现实却是，印度无论是在殖民统治时期，还是在１９５０年的独立后，都没有发生过经济的高速增长。相比较而言，自１９７８年以来，处于从行政控制经济向市场体制转型中的中国，这三个基本条件到目前为止应该说还不具备，或者说还只是处于生成过程之中，但中国却在自己的社会转型和制度变迁过程中——更切近地说，在社会转型的体制缝隙中蕴生了高速而巨大的经济增长。因此，如果把印度现有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制度安排作为反思当代中国社会演变过程的一个参照系的话，二十余年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巨大经济增长，显然是不能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任何理论程式中找到现成答案的。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制度是重要的，但不是决定性的。

回到中印经济的比较中，并结合中国不同省份和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事实，我们会发现，制度本身并不尽如诺思所断言的那样，是一种人们理性建构的市场博弈的约束规则，也不尽如科斯（Ｒｏｎａｌｄ Ｃｏａｓｅ）所见的那种源自人们纯经济计算的节约交易费用的某种生产的建制结构，而往往是在一个社会、地区或社群既存文化传统中现实秩序与规则的整合。我们之所以要强调“文化氛围”和“历史传统”，是因为如果不从这两个视角来理解制度，不但难理解制度概念本身，也难解释不同国家、社会、地区中制度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联互动，从而也难真正理解制度变迁的真实过程本身。为什么那些在大英帝国的崛起中起过巨大推动作用的制度没有给印度经济带来腾飞的希望呢？很显然，这与印度传统的多元文化、复杂的宗教信仰以及其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有密切的关联。用１９９８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裔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Ａｍａｒｔｙａ Ｓｅｎ）的话来说就是“只有通过一定社会中内涵在文化里的价值规范和道德伦理，方能使达成的契约行之有效，而无需不停地求助于诉讼来保障契约的履行”。

文化与制度，作为与一个社会或地区经济增长快慢的一个更为直接的作用链条，可能是通过商业精神来传递的。而经济增长，是市场扩展的一个结果。市场扩展，不仅会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增长空间，更重要的是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机会和激励。市场中的制度规则和建制结构，尽管对经济增长有着不可忽视的激励和规范作用，但它们也是市场自发扩展和经济增长过程的一个内生结果，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