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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不仅为中国革命最后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创造了中国军事乃至整个世界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今年是长征胜利的第七十个年头，我们在开展各种纪念活动的同时，是否也应该深入探索、学习老一辈革命家在长征途中所发挥出来的无穷智慧呢？

长征途中毛泽东通过遵义会议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开始获得军事领导权，指挥中央红军二占遵义、四渡赤水、勇夺娄山关、强渡大渡河、巧过金沙江，出奇制胜，犹如神来之笔，以至后来歌颂长征的作品中有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之说。毛泽东在长征路上“用兵如神”靠的是指战员的英勇善战、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正确的战略战术，同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党我军出色的情报工作，这使得党中央和毛泽东料敌如神，并在此基础上“用兵如神”。

战争年代党和军队的情报工作大体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在党中央领导下，在隐蔽战线中深入敌穴的地下情报工作，二是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下的技术情报工作。

在中国共产党艰苦而漫长的斗争历程中，除了与敌人面对面作战的公开战场外，还有一条隐蔽战线。1927年5月，时任中央军事部长的周恩来倡议并主持成立了特务工作处，同年11月，改称为中央特科。中央特科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采取 “打进去”、“拉出来”的办法获取了大量情报。党的地下情报工作为中央的长征决策和长征初期较顺利的军事行动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34年下半年，由于党在上海的地下机关屡遭破坏，党在白区隐蔽战线的工作人员相继被捕或撤入苏区，在上海等地的地下情报工作中断了与苏区和党中央的联系。长征路上，党中央分别派潘汉年、陈云前往上海恢复了地下工作，并重新建立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正是由于得到了来自共产国际的有力支持，以张闻天、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最终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确保长征取得最终的胜利。

技术情报工作在长征途中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军事决策及长征的胜利发挥了更大的作用。1928年秋，周恩来提出建立党和红军的无线电通讯，并着手培养训练无线电通讯人员。在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反“围剿”战斗中，红军缴获了一部电台，并由被俘电台人员（包括后来长期担任我军通信部门领导的王铮中将）组成了无线电总队。红军利用它对国民党军电台进行侦听，获取敌人的信息，在反第2、3次“围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充分发挥无线电情报侦察的特殊作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组建了红军总参谋部侦察科（1932年初，改为局，即中央军委二局）。军委二局通过破译国民党前线部队联系的全部电文，截获了大量情报，为反“围剿”作战提供了大量及时、准确、可靠的情报，做到“知己知彼”的中央红军，取得了前四次反“围剿”的巨大胜利。后来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导致了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惨重失败，被迫实施战略撤退（即长征）。

长征途中，我军情报机构及时截获的重要情报，促使毛泽东提出改变中央红军长征进军路线的主张，使中央红军和整个长征转危为安。1934年12月上旬，我军陆续破译敌军兵力调动和作战部署，企图围歼我军于去湘西和红2、6军团会合的途中的情报，据此，毛泽东提出放弃向湘西进军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此建议得到了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支持，并在政治局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上被采纳，第一次跳出了敌人围追堵截的包围圈，挫败了蒋介石妄图在湘西消灭红军的计划。随后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改变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开始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

遵义会议后，我军于土城失利，在川黔边狭长的山谷中陷入川军的合围，这时军委二局从敌人的往来电报中获悉包围尚未合拢的情报，军委果断决定从包围圈的缝隙中跳出，脱离了险境。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后，我军获取了国民党军队的准确情报，并准确地推算出了敌军抵达金沙江畔的时间，毛泽东根据掌握的情报，及时改变了渡江北上向四川发展的计划，乘机向敌人力量较薄弱的云南前进，指挥红军从容西渡金沙江，把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甩在金沙江以东、以南地区，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在此后的征程上，我军不断截获新的情报，确保党中央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红军首脑在对敌情了如指掌的情况下，声东击西，游刃有余，不仅摆脱了数十倍于我军的敌军的围、追、堵、截，而且巧妙地调动了敌军，取得了万里长征的伟大胜利。

技术情报工作在长征途中对毛泽东军事领导地位的加强也起到了特殊的作用。遵义会议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后经张闻天提议，毛泽东担任了红军前敌总指挥。5天后，中央政治局讨论进攻打鼓新场的战役计划时，因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同志都同意打，惟有毛泽东坚决反对，并因坚持己见而被免去了刚刚担任的前敌总政委的职务。就在当晚11时，军委二局获取了敌军调动的情报，证明毛泽东对敌情的分析判断是完全正确的。两个多小时后，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会议首先通报了敌军行动的最新情况，在事实面前，与会者一致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这次及时准确的情报不仅为中央的正确决策提供了依据，避免我军有可能遭受的损失，而且毛泽东以此为契机，加强了军事领导地位——正是这场争论后，毛泽东提议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代表中央全权指挥军事。由此毛泽东开始获得中央红军的实际指挥权，并进而获得党的领导地位。

长征路上我军出色的情报工作，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毛泽东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感慨地说：“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1975年叶剑英在回忆长征时指出：“四渡赤水，在龙里、贵定之间不过30公里的地方，红军进进出出，来回穿插，局外人看来非常神奇，但我们十分清楚，很重要的一条是靠二局军事情报的准确及时。如果没有绝对准确的情报，我们就不容易下这个决心 。”

指挥员正确的决策是决定战场胜负的关键，掌握敌情是做出决策、采取行动的前提和依据，只有料敌如神，才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情况明，决心大。此乃毛泽东在长征路上用兵如神的原因和玄机。事实证明，我军出色的情报工作这只“灯笼”不仅照亮了漫漫长征路，而且照亮了此后的革命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