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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么说，中国人长久以来是没有给商人一个名份的。尽管“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但对于财富的拥有者来说，尽管也会为此窃喜一阵，但终不敢太过光明正大地亮财于天下，就象金屋藏娇，佳人虽好，却不敢扶正。很长一段时间里高头大马，华服锦带，莺歌燕舞只是权利所有者的专利，而财富却在反映资源稀缺性，衡量社会地位方面长期缺位。这种以“官本位”为绝对主导的体制造成的结果就是，整个民族在其2000年的封建制度发展过程中，由追逐财富而引至的创新性却是每况愈下，尽管偶有灵光闪现，一如吕不韦的“奇货可居”，沈万三的“三聚三散”，抑或乔致庸的“汇通天下”，但这些商家大贾，任其手段高明，终在与现实制度的激烈碰撞后选择了集体性的“失语”。于是我们看到的是：不韦迁蜀，步履蹒跚；万三人头落地，乔至庸稍好，但也托病十年，不出家门。

但是，中国人却又绝不是一个不会赚钱的民族，《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的陶朱公范蠡就已经有了“囤积货物 垄断居奇 把握时机 聚散适宜”的经济思想，这可以看作是现代投机商人的导师了。沿着陶朱公的脚步，中国的商人越走越宽，经营的货物在丝绸之路的驼铃声声中，在烟波洞庭的风帆阵阵下，在南蛮荒芜的浩瀚荆棘间顽强地走了下来。同样，《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西汉景帝时，为平定七国之乱，朝廷向民间借贷，由于当时胜负未定，只有无盐氏一家肯借，但“其息什之”，三个月后，叛乱平定，“息什倍，用此富冠关中”。这可以看作是经营风险的典范了。从经营商品到经营风险，中国的商人们完成了一次大的飞跃，他们意气风发，似乎这天下将伴随着他们的脚步而繁华富庶，于是“红顶商人”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出钱献物，运筹帷幄，直至毁家纾难，终不反悔。但可怜这一份心智，却在这纷繁浩杂的封建礼数的日消月磨间渐渐逝去。由商鞅变法而引至的“重农轻商”思想经历代法家的梳理，辅之以儒家打造的“士农工商”的排位有如悬在商人头上的两把达摩克利特之剑压得商人们喘不过气来。一旦一个轻视甚至仇视商人的国家机制形成，关于财富创造的梦想只能选择被压抑甚至湮没；而一个民族的特性也在千年的洗礼之后变得温顺、沉默和封闭。

尽管沉默，尽管温顺，但关乎本性，正如孟子所说“人之性善，有如水之就下”。任其历朝历代如何地打压，商人们总能顽强地存活下来。这种顽强尤以清代的晋商最为明显，山西商人经营得执着，经营得坦荡，甚至最后连统治者都松动了，雍正皇帝就曾专就山西考生“报考率低”的问题说：“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经商经到了这份上，我们已经不能简单地用“贪钱”来概括，这正应了乔致庸反复告诫子孙的话，“经商之道首重信，即以信誉赢得顾客。次讲义，不以权术欺人，该取一分取一分，昧心黑钱坚决不挣。第三才是利，不能把利摆在首位。”当天才的智慧与正确的理念相结合，“富商大贾周流天下”的胜景也就可以预见了。

这样的商人，封建帝王的压迫压不垮他们，农民的起义催不垮他们，甚至国民党的统治也奈何他们不得。但当人民开始群起而攻之的时候，中国的商人们连最后的一丝勇气也被剥夺了，他们小心翼翼，唯唯诺诺，甚至于因内心的惶惶而“自绝于人民”。在中国的土地上，第一次没有了商人们行色匆匆的脚步，也第一次失去了商人们开阔的视野与坚韧的精神。这一时代的主题成了阶级斗争，这一时期的民族成了狂热、躁动与无知的代名词。财富在这时也成了罪恶的化身，无产却成为了骄傲的代表。这个民族是如此强烈地鄙视着财富，却又得无奈地加紧生产去换取外汇——财富的一种形式。当精神上的力量被利用到了极至，人们终于疲惫不堪，开始静下心来重新审视曾经被遗弃、所不齿的财富以及商人。如同春风拂过江面泛起的阵阵涟漪，惊醒了这个民族蕴藏了千年的梦，于是这个国家开始了改革开放，这个民族经历了思想解放，而财富创造也再次成为了时代的主旋律。

只是，国家机制固然发挥了作用，但被压抑了许久的民族精神却很难拾起。当一个民族经历了系统性的遗忘后，留给财富的似乎只剩下了对贪婪的注释。正如同好莱坞电影《华尔街》中道格拉斯对贪婪的辩护一样“贪婪是一种美德”。于是，我们看到了太多的关乎“原罪”的批判，我们听到了太多骇人听闻的“假酒案”、“假盐案”，我们为太多商人暴富后的纸醉金迷而忿忿不平。我们一直在追问：中国的商人们，你们可曾丢掉了祖辈赋予的勤俭、信义与严禁恶习的信条？

其实，商人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被用贱了的词。我们关注他们的行为与行为产生的结果，却很少关注他们的精神内核。我们会将无商不奸奉为真理，也会为其不事生产而图其利的行为而不齿。但我们却很难理解中国商人内涵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我们也绝少察觉他们“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人生态度。不需否认，商人中有欺诈贪婪的恶性，这部分人身上未曾有体现出中国商人的价值观与尊严，他们又怎么对得起“中国商人”这一神圣的称号。

今天，站在21世纪的前沿，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也发生了激烈而深刻的变化。对商人的定义变得宽泛，对商人的态度也变得宽容。尽管两千年前，管子就曾高屋建瓴地指出“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意思是一个国家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则商人拥有的财富也就会越多。国富而民富，国强而民强，但后来历史的发展还是偏离了这一思想。回顾历史，我们不禁慨叹，我们可曾如同现在这般尊重财富，尊重商业精神。当一个国家开始直面历史，当一个民族开始正视自己内心深处曾有的商业精神与才华，当财富创造被反复提起。那么现在，问题就只剩下了一个：

新时期的中国商人们，你们准备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