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近日报道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师在广西招生时,不交上10万元钱就退档、扣发入学通知书的事件。中国青年报还报道了其他种种招生舞弊花招。正值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前夕,笔者从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中,查到了老人家当年追查高考招生舞弊问题的几条记录。
应该说,邓小平决定恢复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择优录取,本身就杜绝了最大的一弊。在刚刚恢复高考的头几年,舞弊问题还极为罕见,远没有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但领导干部利用特权为子女、亲友走后门的现象,也仍偶有发生。
邓小平对此早有警惕,他力图从制度上尽可能地把漏洞堵住。
高考第一年,规定考生不准查卷、查分。1978年3月8日,邓小平在同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时,对此表示不满:“为什么不可以公布高考的成绩?”“我赞成对招生问题进行公开解释,不管什么人都不照顾。今后招考时,民主方式是要的,这是堵后门的最好办法。”
没过几天,他看到有一封人民来信反映,河北大学一些军队领导干部把子女、亲戚送到大学旁听或代培。邓小平马上作出批示:“请教育部查一下,并为国务院写一通知报批。”
1980年4月18日,邓小平又读到北京大学一群众来信,反映有的高级干部的子女高考成绩没有达到北京大学的录取标准,后采取转学的方式进入北京大学。他批转给中央书记处处理。
邓小平反对招生舞弊,但他非常赞成破格录取。1978年1月底,“文革”后首次高校招生刚刚结束,他在会见外宾时兴奋地讲:“这次高考中发现了一些了不起的人才。许多人抵制‘四人帮’的压力,自学完成了全部大学的课程,有的可以直接当研究生,个别的还可以当研究员。”
为了发现特殊人才,他希望考题出得难一点。1977年12月23日,北航(就是近日爆出招生丑闻的那所外围买球app下载)一位副教授来信反映,当年北京市高考数学题过易。邓小平批示:“我也有所闻。请教育部协同北京市调查一下,如何补救。”此前,他在会见美籍华人王浩教授时就说:“高等院校招考新生,除了一般考题外,还可出些较深较难的题目,只要他答得出,就不一定上一年级,可以上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有的甚至可以当研究生。”
编辑: 孙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