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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发表于《快乐生活》（香港）2012年第三期，转载略有修改）

魏鹏举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研究员

高明勇 新京报时事访谈员

继去年胡书记的七一讲话后，今年两会，“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继续成为政府高度关注、代表深切关心的重点和热点话题。

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如何保持文化的独立、自信与延续性，在传承传统的基础上，实现文化的创新与繁荣，从而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是我们必须严肃思考的命题。

在经历了《论语》、《诗经》、诸子百家以及唐宋时代的灿烂辉煌之后，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正呼唤着一场全新的涅槃和变革。

然而，今日之中国，究竟需要一场怎样的文化创新？又该如何进行文化创新？

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敲开了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北大知名学者魏鹏举教授的大门，与他进行一场关于文化安全与文化创新的深度访谈。

文化安全：要敢于接纳不同的价值观

Question：公开谈论“文化安全”问题，似乎并不多见？

魏鹏举：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学术界不是很愿意谈论这个问题，因为一旦涉及意识形态，大家都比较谨慎。受以前观念的影响，即使有研究，不少人还是停留在“防止渗透”的层面，更关注如何屏蔽外来强势文化的冲击等。

Question：那您为什么要提“文化安全”？

魏鹏举：作为一位文化学者，我认为对于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来说，保持文化独立、自信与延续性，非常重要。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如果只是简单地进行屏蔽外来文化，或者消极对待，是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的。

Question：那您所理解的“文化安全”具体指什么？

魏鹏举：我更多关注的是“文化自信”和“文化身份”意义上的“文化安全”。简单地说，就是内聚人心，外树形象。

“文化安全”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文化精神层面的，主要是指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比如对文化礼俗的继承，对历史文物的保护和对文化遗存的创新，形成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以此凝聚人心；一个是文化产业意义上的，不管是国内的文化市场，还是涉外的文化交易，都能形成一种充满活力的常态化交流。

Question：你最近发表的观点是“文化安全不能靠闭关锁国”，基于什么考虑？

魏鹏举：所谓“闭关锁国”，有两层意思，一个是指文化意义上的不自信心态，一个指文化产业意义上的壁垒保护。中国当代文化产业发展相对稚嫩，没有完全积累起来，适当的保护是必要的，但是这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暂时的、过渡性的手段，如果本末倒置，把封闭作为目的，是不可能解决文化产业发展问题的。

Question：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化安全观”？

魏鹏举：我们需要建立一个自觉的、自信的文化形态，敢于融入世界，并且接纳不同的文化形态和不同的价值观。

文化创新:政府要减少直接干预市场

Question：如果说这种“文化安全”是目的，那么当下的文化创新就是手段了，现在各级政府是文化创新的重要推手。你曾说当前一些把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未来城市支柱产业的城市，对于文化创意产业的期望，要有所调整，为什么？

魏鹏举：文化产业的价值需要理性看待。一方面，文化产业确实能带来效益，比如直接收益，像对文化商品的消费，但是这一部分表现的并不是很突出，并且，由于文化产品具有很强的辐射性、渗透性和带动性，能产生许多衍生产品，比如前几年韩国的《大长今》引发的韩流，把韩式审美推广到美食、服饰、美容等多个领域，就是说“文化的认同度”拉大了韩国的对华出口。

另一方面，不能因此对文化产业寄予过高的期望，幻想文化能对GDP产生多大贡献，比如不少城市现在每年都会花几个亿，乃至数十亿的资金投入到文化领域，目的不是为了发展文化本身，而是期待高产出、高收益。对此，我认为这种期望不太现实，需要合理看待文化产业的价值，要理性看待文化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何况这种“大手笔”投入能够持续多久，也值得思考。

Question：那您认为政府该如何“调整”？

魏鹏举：文化不能搞“大跃进”，急功近利，狂飙突进，其实连到底什么是“文化创新”都没有搞清楚，没有深入去研究。文化意义的创新，更多的是需要保守，保护和守成，现在一些城市的做法是拆掉真文物，重建假古董，这不是“文化创新”，而是文化损害。政府可以积极作为，但需要做的是培育市场，注意权力边界，而不是大包大揽，直接干预市场。

Question：如何“培育市场”？

魏鹏举：真正做强、做大我们自己的文化产品，让更多有活力、有竞争力的资本进入到文化产业领域，这才是中国“文化安全”的根本。由于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的市场权力不对称，政府推动的扶持政策更多地落在国有资本身上，这主要体现在事业单位和享有事业单位待遇的机构，而由于国有资本天生的惰性，很容易在文化领域产生垄断，从而遏制文化市场的活力。

Question：怎么做才能促进文化市场的健康发展？

魏鹏举：其实就是在扶持政策上，不分国有资本，民营资本，一视同仁。为什么同样都是书店，新华书店哪怕经营惨淡，照样旱涝保收，民营书店哪怕办得很有特色，照样接二连三关门？另外，不如采取文化消费券的形式，由消费主导市场，而不是生产主导市场，现在一些事业单位改革，政府不但“扶上马”，还要“送一程”，结果就是文化创新变成了“为改革买单”，反而不利于市场的培育和健康发展。

Question：您刚才也提到当代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相对稚嫩，那么国外有没有一些成熟的经验教训可资借鉴？

魏鹏举：我认为首先需要做的是，是对我们传统文化资源、文化传统、文化价值的进行梳理，建立一种文化自觉。比如日本、韩国、美国等国家，虽然现代化程度很高，但是它们都始终保留了自身的“文化身份”，很多传统和文物都得到有效地保护和传承，我认为这是最应该学习的。

一个国家和民族需要与时俱进，但是在发展的时候一定主要保持与传统的一致性、稳定性，唯有如此，这个国家和民族才是自信的，健康的，有影响力的，其文化也是安全的。

Question：不仅“文化身份”，它们的文化产业也是有目共睹的，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魏鹏举：以日本，像它的动漫、漫画、电影，还有音乐，不仅国内市场很发达，在国际上的输出也很强大，这很大程度得益于日本的文化战略和积极的文化产业政策。比如在“文化立国”战略上，它在经历了“军事立国”(以失败告终)、“经济立国”(比较成功)之后，开始制定了“文化立国”战略。在文化产业政策上，就像扶持高新技术产业一样，鼓励研发投入，逐步发挥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比如日本的电视台，除了保留像NHK这样的一部分必要的公共电视台之外，其他的传媒基本都是市场化的，这样，既保留有公共的、不受商业干扰的传媒，又使整个产业的文化活力和竞争力都比较强大。

Question：韩国的文化似乎更为突出一些？

魏鹏举：在文化方面，韩国政府的作为表现得更为积极一些，它的发展比日本要晚一些，发生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着力发展文化，专门成立了韩国文化院，每年政府都会拿出一部分资金用来补贴和扶持文化相关行业。

总的来说，政府的作为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来办事，主要起到培育市场和弥补市场失灵的一个作用，尽力地保持不越位。比如说韩国也对电影领域有补贴，但不是补贴给具体的电影或电影企业，而是通过鼓励风险投资的形式来扶持电影市场，企业可以申请政府的低息贷款。由于风险投资的介入，要求严格，电影制作的效果会更专业，更认真。这样一来，既推动了行业的发展，又避免了政府直接干预微观市场，也减少了因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

新京报：政府需要扶持，但是如何扶持确实是一门科学，对吧？

魏鹏举：我一直推崇政府的无为无不为的管理模式，比如像美国这样，实际上它并没有专门的文化部门，但是谁会说美国的文化或意识形态不够强大呢？某种意义上，政府是无为的，实际效果却是整个行业和市场的活力迸发，就是无不为，繁荣、丰富、多样。美国对文化的管理上，并没有什么公共文化和文化产业之分，他们主要看你所提供产品的属性，然后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来管理，比如说根据税收标准来确定纳税、减税或免税，非盈利产品的部分可以免税，盈利产品的部分需要正常纳税。再比如说，一个文化企业在弱小时，可以申请非盈利机构来运作，享受一定的税收政策，但是盈利部分不能作为股东分红，只能用于企业的再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也可以申请变更企业性质，那就要按盈利企业来对待，不是一种身份定终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