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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创作十大恶俗

回避崇高

情感缺失

以量代质

近亲繁殖

跟风炒作

权力寻租

解构经典

闭门造车

技术崇拜

政绩工程

1. 创作与接受疏离，生产与消费失衡，发展的道路并不平坦，繁荣的背后不乏隐忧——文艺创作的症结究竟何在？

今天，中国的文学艺术无疑已经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丰沛时期。从数量上看，文艺创作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据各方面不完全统计，2010年中国小说类新书数量为4300多部，长篇小说总量达到前所未有的3000余部；电影526部，实现票房101.72亿元；电视连续剧405部，约15000集；动画片年产量22万分钟，动漫产业总产值470.84亿元；舞台剧4000台，演出市场收入为108亿元。仅从产量来说，我们的文艺创作可以骄傲地宣称，诸多数字已稳居世界第一。

繁荣的景象体现在生产创作的各个环节。从文学原创到剧本制作，从电影电视到舞台表演，从题材圈地到后期加工，从文艺创作到文艺评论，全国各地都在不惜重金，延请知名导演、作家、编剧、舞美、灯光、音乐、演员，挖掘本地历史素材、神话传说、改革风貌、时代风情，全力打造“史诗性”的精品巨作。

“现在每年每个种类的文艺样式，其创作总量都几倍于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总和，而且均呈逐年递增的态势。”文艺评论家毛时安说。但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有着几何级数的量的增长，文艺创作的景象并不容乐观。从整体状况来看，我国的文艺生产与消费其实远还没有达到真正繁荣的境地，能进入院线与观众见面的影片不足百部，火爆的舞台演出不足一成，能够打动人心的文学作品更是屈指可数。我们还没有培育出多少大师级的艺术家，没有创作几部真正具有史诗性质和时代纪念碑式的作品。

创作与接受疏离，生产与消费失衡，发展的道路并不平坦，繁荣的背后不乏隐忧——文艺创作的症结究竟何在？

追溯和总结近年来文化发展的脉络，我们不难发现，在当下文艺创作中，存在着十大恶俗现象，它们分别是：回避崇高、情感缺失、以量代质、近亲繁殖、跟风炒作、权力寻租、解构经典、闭门造车、技术崇拜、政绩工程。正是这十大恶俗现象，阻碍着文艺创作的健康发展。

中国的文学艺术，不缺少故事，而是缺乏表达；不缺少能力，而是缺乏责任；不缺少资源，而是缺乏灵性；不缺少资金，而是缺乏生命。“在相当多的剧作中，我们看不到艺术家的个人冲动，却可以一眼看出遵命之作、受命之作的明显痕迹，看到赚钱捞钱的强烈欲望和非审美的功利欲望冲动。在地方政府有关部门、领导的指令下，在高额酬金的驱动下，把文艺创作的过程变成了按编剧技巧剪辑素材的技术加工。”毛时安感慨。

音乐也是如此。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我们的歌词创作已经进入了一个“恍惚时代”。“创作群体恍惚、受众群体也恍惚；电视媒体恍惚，纸质媒体也恍惚；专家和大众一起恍惚。”词作家宋小明说。在某种意义上，歌曲创作是容易展示人的价值的艺术形式，从业人员很多，歌曲创作没有门槛。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领导介入、长官意志最容易在这里萌发，政绩工程、形式主义也最容易在这里泛滥。

鲁迅曾经说，文艺是国民精神的光，它总是不经意地表现出国民精神的状态。我们今天文艺创作失去信仰、失去灵性、失去判断、失去方向，是整个民族缺乏想象能力、缺乏自由精神、缺乏思考意识的表现，这是当下文艺创作的最大危机。有人评价，在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背景下，在某种程度上，某些艺术门类已经迅速成为“人傻、钱多、速来”的“产业行业”。

“早几年有一台幼儿节目，把演员打扮成一模一样，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让嘉宾猜哪个是男孩，哪个是女孩，嘉宾评说‘好性感’，观众则集体发出笑声，这是一种麻木的笑。笑声如同一把利剑，可以激发民族气节，也可以杀死民族精神。”电视评论家曾庆瑞说。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王贵胜教授曾经对第十一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中国画作品进行了一项统计，结果令他震惊。在92部获奖作品中，他发现，“其中救灾主题2张，农民工主题1张，历史题材4张，农民生活2张，解放军生活8张，少数民族生活10张，花鸟画21张，山水画27张，城市生活7张，其他7张。这个小统计，折射了当今美术创作所存在的最大问题，即回避重大深刻严峻的现实主题。”美术创作中缺乏理想、缺乏价值，形式化、矫饰化、娱乐化、波普化的倾向，恰是我们文化艺术的一个剖面。文艺创作缺乏思想深度、精神高度，文艺批评缺乏文化品格和文化担当，文艺工作者对重大问题失语、无语甚至胡言乱语，这已经成为不容回避的现实。

2. 健康丰富的文化样式必须多元一体、多样共生。当下的文艺创作缺乏源自文艺家内心的冲动，功权名利的干扰是文艺创作的最大障碍。

两个世纪以前，歌德在《格言和感想集》中感慨：“逃避这个世界，再没有比从事艺术更可靠的途径，而要想与世界紧密相关，也没有比艺术更有把握的途径。”文学艺术原本是一种栖居着人类心灵活动的文化样式，而今天，越来越多的文艺工作者在现代化、全球化、信息化、物质化的潮流中迷失自我，找不到世界体系的坐标，也找不到自己在社会框架中的位置。

“截至目前，所有中国作家的经验当中几乎同时包含了三种经验，对应三种经济体制。”作家李洱说：“一是计划经济，二是市场经济，三是全球经济，三种经验互相冲突，寻求表达，但是，这三种表达对于中国作家来说困难重重。”据不完全统计，今天我们各级专业作家不到10万人，仅盛大文学网站注册写手的总人数就超过130万，他们的写作规则和传统文学的写作标准迥然不同，他们的读者是初中生、高中生，乃至部分大学生，而这些人正是我们可以望见的未来。从文学的衍生方式中我们不难发现，在今天这个时代，文化认知的共识正在发生破裂。一方面，主流文化、传统美学在空洞地发出声音；另一方面，爆炸的信息却令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日趋萎缩，内容空洞苍白、语言残破模糊、叙事软弱单薄、文本琐碎庸俗的文艺作品日趋增加。

任何一个时期，健康丰富的文化样式一定是多元一体、多样共生的。然而，当下的文艺创作中，存在着以一元屏障多元、以简单遮蔽丰富、以愚乐取代娱乐、以说教取代教益的现象。“我们这个号称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度不能只有小人书、只有小品，还应该为后代留下一些可以传承的传世之作。”北京交响乐团艺术总监、指挥家谭利华说：“文化的结构应该是金字塔型，塔底是一些通俗的东西，塔顶是这个国家民族最高的文化成就。”

文艺的本质是责任和自由。自由有其规则，艺术家可以信马由缰，规则存于内心。“在今天这个日益物质化的时代，我们有理由提出文艺创作应该重新回到心灵，回到儒雅的思想和精神之中。”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说。

“市场经济的幽灵进入了艺术殿堂，众神在迷幻中走下圣坛，游戏规则将按市场法则改变。当越来越多的人挤入名利场，穿着逐利舞鞋无休止地疯狂舞蹈的时候，我们失去了生活的感悟和思考；失去了心灵的激荡和升华；失去了真情的表达和呼唤。”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索谦感叹：“我们无力阻挡市场经济的泛化，但我们可以清醒地认识并大声宣告：只靠市场引导和利益驱动，不可能坚持先进文化的先进方向；只靠市场引导和利益驱动，不可能促进文艺真正的繁荣和发展；只靠市场引导和利益驱动，不可能培养出真正杰出的文艺家；只靠市场引导和利益驱动，不可能创作出经典的优秀文艺作品。”

3. 文艺批评退化为文艺表扬，文艺创作便失却监督利器。健康的文艺批评标准有许多，最重要的，就是能宽容、理性地对待与自己文化主张相异的文化实践。

文艺批评退化为文艺表扬，文艺创作便失却监督利器。文艺创作的繁而不荣、兴而不旺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文艺创作失去了批评的鞭策和佑护。“我们的文艺批评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文艺表扬。”北京大学教授、诗评家谢冕感叹，“讲‘好话’和‘坏话’本是文艺批评题中应有之义，忠言逆耳，文艺批评要评论的重在后者。我欣赏不留情面、尖锐锋利的批评，因为顺心的话容易，逆耳的话难说。表扬要把隐含在作品里面的作家和艺术家的用心予以彰显，并与大家分享；而批评则应该将作品中的弊端予以公布，让大家引以为戒。”

目前的文艺批评面临权威性和公信力的缺失。媒体上的一些宣传和炒作代替了文艺批评，而“友情褒扬”、“红包评论”使得文艺批评面临诚信危机，缺乏深刻的思想、缺少对重大理论问题和文艺问题的思考研究、缺乏深度、缺乏担当更使得文艺批评难以担负指导创作的重任。与此同时，伴随新媒体的涌现，网络批评空前活跃，大量书评、影评、剧评、书画评论呈现一种“另类的繁荣和狂欢”。大量的文艺批评已经从传统的报纸和杂志转移至网络，主流价值、主流文化、主流声音却被湮没其间。

“文艺还能批评吗？”2002年，德国作家马丁?瓦尔泽推出长篇小说《批评家之死》，从而成为当年世界文学界最具有争议性的人物，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文艺批评怎样才更具可能？

日前，画家范曾诉郭庆祥名誉侵权案见诸各媒体。一纸判决，让社会上众多文化人士做出反思：文艺批评的边界在哪里？到底怎样的文艺批评才能褒贬得当而不越界？

文艺批评的尴尬恰恰就在于边界的模糊。为了避免招惹不必要的麻烦，评论家采取慎开金口、明哲保身、圆滑世故的首鼠两端态度，当着官员说套话，当着作品说胡话，当着大众说瞎话，背着大家骂粗话。文艺批评喑哑失语、乏力萎靡、单调乏味，批评成了温吞水，隔靴搔痒，研讨会、座谈会、恳谈会、见面会，都成为创作者的“树碑立传会”和批评者的“捧哏表彰会”。

“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1784年，《费加罗的婚礼》在法国首演，剧作家博马舍的这句话从此传遍世界，成为文学艺术的创作箴言。今天，这句话值得我们再度回味。作为拥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我们究竟应该秉持什么样的文艺发展战略？这是一个有时代感、紧迫感的课题，也是广大文艺工作者应该关注和思考的课题。作家陆天明提出，文艺批评的诸多缺陷是缺乏理论勇气的表现。他认为，“批评之所以失语和缺位，是因为背后没有了可适用的足够强大的新理论和精神来支撑，心中也就无话可说。什么是健康的文化批评？标准有许多。其中最重要的标准是一条，就是能宽容、理性地对待与自己文化主张不一样的文化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