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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文化的人，文化是人有意义的存在方式。文化不仅是人类的共同历史财富，还是人类群体认同的核心，文化也体现了人类的创造性和对于自我实现的追求，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得到了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普遍重视。一个民族只有在文化上自信，才会形成强大的内在凝聚力和外在竞争力；一个自信而有竞争力的民族，才会有海纳百川的从容和尊重差异的胸怀。民族文化力提升的关键在于培养和保护好一种有内生活力、自我优化机制的多样性的本土文化生态。文化建设，不能仅仅依靠政府，也不能单单交与市场，而是需要政府、社会和市场力量的共同参与和努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文化建设和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领域一样，经历了从政府包揽、被动市场化到理性市场化和重新公共化的发展历程。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在强大的文化市场需求的推动下，我国的文化建设逐步由政府包揽向市场化的方向发展，文化市场不断成熟，大大地解放和发展了文化生产力，对于满足人民丰富多样的精神文化需求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我国的文化建设也出现了不规范的市场化和过度商业化的问题，文化建设中的低效率、不公平以及创造力衰竭等问题日益凸显。如何处理好文化建设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如何在保障文化的公共性的同时推进合理的市场化改革，这是当前我国文化建设健康快速发展的根本问题。

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要求调整公共财政的投入范围、方式和机制

在我国文化发展的关键历史时期，胡锦涛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讲话，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建设确定了改革和发展的基本目标与任务。“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基于这样的方向目标，我国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必然需要市场作用的发挥，同时也需要公共力量的积极作为。加快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培育文化市场主体、加快文化产业发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积极作用，这是当前我国文化建设的关键任务；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强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保障公民的公共文化权益和民族的文化创新活力，这是当前我国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

从实践层面来看，我国文化建设已经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目标和任务的实现，尤其需要发挥公共财政的积极作用。在我国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我国公共财政的建设，在发挥弥补市场失灵、提供公共品的一般作用的同时，还要起到培育市场、促进改革的特殊作用。在我国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进程中，公共财政的作为是最有力和最有效的保障之一。公共财政的积极作为，不仅需要不断加大国家对文化的投入力度，也需要不断创新财政对文化的投入方式和扶持机制。

长期以来，我国的文化建设主要依赖国家财政的投入扶持，这为我国公共文化的建设提供了基本保障，但也导致了文化生产的活力不足和效率低下的问题。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文化领域的财政投入不足问题凸显，文化部门逐步引入市场机制，文化产品与服务的生产供给能力迅速提升，但由于体制的问题，大量的事业单位实现企业化运营管理，一方面公共文化部门日益商业化，另一方面经营性文化部门行政化问题严重。文化体制改革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改变文化部门政事不分、事企不分的现状，将经营性文化单位转变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让公益性文化部门回归公共事业属性。这就需要公共财政文化投入的范围、方式、机制等进行一系列的调整和创新。对于转企改制的经营性文化单位，公共财政需要通过必要的过渡性扶持投入，培育其市场能力，逐步“断乳”；对于保留事业属性的公益性文化单位，公共财政要加大投入力度，同时要创新扶持方式，引入新公共管理机制，从“养人”到“养事业”，使公共财力真正发挥效益。

公共文化体系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需要公共财政积极合理介入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尤其需要公共财政的大力保障。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也是一项国家层面的民生工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要保障公民在医疗、养老等方面的基本生存要求，也要积极满足公民在教育、文化方面的基本权益和需求。无物质匮乏之虞，享有体面尊严的生活，内心安定，富有信念，这是社会主义文明的题中之义。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繁荣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客观上使得我们有较为充裕的财力投入到这项文化民生工程。认真领会和贯彻胡锦涛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讲话精神，还要提升对于文化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使财政对于文化发展的投入能有制度性保障，付诸实践并真正落到实处。

我国文化产业方兴未艾，面对日益复杂多样的国际环境，文化产业被寄予了厚望，成为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增强国际竞争力、推动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力量。国际文化产业发展的实践表明，文化产业是具有文化创新与科技创新双引擎的战略性新经济形态，对于改善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增长、拉动就业都有明显的作用。文化产业发展需要以市场为主导，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作用，鼓励公平竞争，效率优先，提升文化生产力。我国文化产业是在文化市场发展不充分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还要直接面临国际发达文化产业的冲击和挑战，因此，公共财政需要积极而合理的介入。需要通过国家文化资产的有效集中配置，做大做强若干国家级文化产业龙头企业；需要通过国家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的杠杆作用，吸引并带动广泛的社会资本进入文化产业领域，增强文化产业发展的资本实力；通过发挥各级政府的中小企业投资引导资金的孵化机制，培育和扶持中小型文化企业的发育和成长，建立和完善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市场生态；需要通过适当的财政补贴和奖励，推动我国优秀文化产品的出口和文化企业走向世界。

抵制“三俗”，根本在于建立公共文化的扶持机制和管理机制

当前在我国的文化实践领域出现的庸俗、低俗、媚俗之风，其实质就是市场的法则和商业的逻辑系统性地主导了文艺的创造、生产、传播与消费，崇高的、超越性的文化价值被遮蔽和抑制。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对我国文化建设产生的一种典型的消极影响。市场经济是现代人类社会的主要发展形态，为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同时，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到，市场经济的作用也存在很大的局限和弊病。早在19世纪末期，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就提出了对“文化工业”的深刻忧虑，担忧商业化的文化生产会腐蚀和消解文化的崇高性、深刻性以及独立性。虽然商业化的文化生产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一直存在并不断发展壮大，但在一些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公共财政对于高雅文化的扶持以及公益慈善对于非功利文化的资助，形成了一种文化价值体系的对冲机制与文化生态的自我修补机制，并没有让商业的文化和文化的商业肆意独占。

在当前，加强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抵制“三俗”之风，仅仅寄希望于创作者、批评者或消费者的自觉是远远不够的，最重要的是要能够让厚重的、高雅的、超越性的文化产品有不依赖商业规则而生存的社会公共空间。因此，抵制“三俗”的治本之路在于建立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公共扶持机制和公共文化管理机制。公共财政要出资建立面向全体公民、扶持精品文艺创作的公益基金，通过税收减免等措施鼓励社会公益文化基金的设立和发展。同时要对公共媒体的商业化行为进行严格规约，让公共媒体回归其应有的公共属性。

抵制“三俗”绝不意味着不要一切俗，而是要反对笼罩、压制和腐蚀了公共文化精神的俗，要反对公器私用的商业化传媒的俗。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固然俗者自俗，尊重市场规律，但也要让雅者能雅，彰显文化精神。雅俗共存，多样和谐，这才是我国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合理图景。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建设必须要依靠市场的力量，但我们必须清楚，市场是文化建设的手段之一，而切不可将市场作为文化发展的唯一手段。文化对于我们有着更伟大的价值，是我们强大和自信的源泉，文化的这些神圣和光荣，需要我们的精心呵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