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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客观、公正的评估指标体系基础之上的评价系统是一个行业健康发展的孵化器和助力器。刚刚公示的由首届经营性图书出版单位等级评估而致的“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名单，从一个侧面凸显其“量化”、“分类”、“定期”、“全面”等特点而非比寻常。从上世纪90 年代对部分出版单位的定性评比，到今天在努力科学、系统、全面建立评估指标体系基础之上的行业评价系统，我国出版业评估体系的建设历程经过从单一的定性管理转向定性、定量与权重相结合的科学管理的蜕变。此次等级评估工作所具有的意义和产生的影响，对于我国出版企业评估体系探索以及出版业的健康发展，将会具有相当的界碑意蕴。

产业化进程下的评估体系演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图书出版单位的管理，经历了一个从定性管理向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科学管理的转变。在出版社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背景下，从1993年开始实行的全国优秀出版社和良好出版社评比活动，拉开了对图书出版单位评比的序幕，前后3 次评选活动，共评出45家优秀出版社和100余家良好出版社。在当时的形势下，新闻出版署每两年一次的年检登记和曾进行的评选优秀、良好出版社，主要体现为以社会效益为主题的定性评价，对出版单位的评级和评选工作主要采取的是在基层出版单位的书面申报材料基础上由行政部门来综合研究决定。无疑，这对促进图书出版社的发展和图书质量的提高，起到了很好的激励作用，但由于受到评比方法自身的局限，评比条件比较笼统，对图书出版社的定性指标多于定量指标，难以反映出版单位的整体水平和综合实力。

新形势下，出版产业概念由模糊到清晰，产业化进程不断加速，随着出版体制改革的持续推进，图书出版单位转企改制的力度不断加大。绝大多数出版单位都将转制为企业，成为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出版业迫切需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评价与优胜劣汰竞争机制。对经营性图书出版单位实施等级评估，也需要更多经济效益的考量。在这个行业背景下，建立更加科学的出版社评估体系和评估办法势在必行。

行业评估制度“落地生根”

2003 年，总署领导提出为适应图书出版单位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要求对图书出版单位进行等级评估，建立评估制度，制定评估体系。图书司自此开始对图书出版单位等级评估的调研和制定工作。为了保证等级评估工作的顺利实施，总署专门设立了经营性图书出版单位等级评估工作领导小组。

评估工作从2003 年开始，经历了长达5年的调研论证、体系论证、完善细化三个阶段。由于该项工作的创新性和图书出版行业的特殊性，评估制度起草小组的同志投入了巨大的精力，评估办法重大修改就达10 多次，召开座谈会20 余次，参与讨论的学者及出版单位、管理部门的专家代表100 多人，参与起草的有20 多人。文件正式出台前，总署正式征求了各有关方面的意见。通过广泛调研，参考其他行业部门的评估办法，组织各方面反复论证后，经过专家的科学设计，最终形成了一套定量与定性、项目加权重相结合的科学评估体系。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编辑学会和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三家中介机构的介入，也为此次“阳光评估”让业界信服增添了“砝码”。

可以看到，新的评估办法对于产业的认识更加深化：一是定量性。评估对出版业务尽量进行量化，各种取值通过数字化进行填报，便于操作和分析，特别是在定性与定量的结合上下了大功夫，定性的指标中有量化的要求，每个定量的指标都蕴涵着定性的意图。二是全面性。评估对象全面，以前的评优工作主要是自愿原则，往往是行业排头兵参评，此次则几乎囊括国内所有出版社。内容全面，由5 个方面共计25 个要素组成，基本反映了出版业的整体状况。三是引导性。指标体系中各项的分值和权重，也具有明显的导向，如最能体现社会效益的内容质量和专业特色，最能体现经济效益和市场运营能力的资产增值、销售收入和单品种利润等指标均占较大分值和权重，人员素质和制度建设的比重也高于其他同类指标。这对出版社将来的努力方向具有直接的导向意义。中国物资出版社社长王波如此评价：评估的公平性体现在起评在同一个指标项下，没有特殊的指标，排除了人为因素；公正性体现在程序上由下至上，由中介机构参与、行政部门领导，由同一把尺子衡量；合理性体现在很多指标是大家协商的结果，听取了近100多家出版社的主要负责人的意见，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会和专家论证等相关程序。

科学评估引发的化学反应

等级评估作为一种与资源配置相关联的制度设计，无疑对行业的长远发展起到规范和引导作用。

推动出版改革 评估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充分鼓励、引导经营性图书出版单位在市场竞争中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图书品牌与特色。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社长杨志坚认为，实行动态评估对于激励出版社纵向对比自身发展、盘活存量、优化增量提供了动力。“出版业的潜在市场是很大的，中小出版社也面临着很多机遇。从大的方面说，出版业要有信心，要思考如何提高图书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充分挖掘图书市场，寻找新的增长点；从小的方面来说，中小社要向‘专、精、特’的方向发展，应当在深入理解评估办法的内涵上下功夫，对照评价体系一方面一方面地对接理顺，构建科学的管理体系和发展目标，实施有效管理。”

形成优胜劣汰 业内人士预测，政府主管部门对出版单位会进入一个加强管理、从严控制、市场重组、自主发展的新阶段，不会再强化以行政审批进行资源布局，而逐步由市场调节资源配置。在此前提下，综合能力的排行，就预示着一个淘汰机制的建立。上海译文出版社社长韩卫东表示，评估办法的推出是全国出版资源配置、结构布局大调整的前兆，它体现着国家对出版单位转企后在配置方式、管理机制、淘汰机制上的市场化取向。“淘汰出版社理论上容易，操作起来比较麻烦，关系到一批人的就业、安置，出版社主管部门的经济利益问题。市场的问题还是交给市场解决，对于一些经济上支撑不下去的出版社，可以申请破产、注销，并形成一种机制。”

增强单体出版效能 不少经营性图书出版单位以参加评估、填报数据为契机，对以往的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对本社的编辑工作流程、内部管理制度等进行了对照检查，有的图书出版单位进一步修订、完善了内部管理制度、职工培训制度、发展目标等，对本社今后的发展思路和发展目标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体现了评估工作的引导和规范作用。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白冰告诉记者，“出版社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和发展，已迎来超常规跨越式发展的时期。对照评估指标，虽然接力社在经营管理和一些出版业务指标方面做得相当不错，但在资本运营能力、投融资、财务弹性方面要继续努力。过去，地方管理机构对于出版社的评价并没有全国性的标准，现在有了标准，对于出版社鼓励管理团队日益进取，担负责任，大胆创新，提高实力，促进国有资产保值也有意义。”

产业评估的未来方向设计

随着出版行业的发展变化，评估体系需要不断地进行完善，出版体制改革进程的加速，以及书号实名申领、“四大准入”等管理改革的深入，我国出版业评估体系的建设在日后必将进一步充实、改进和完善。

资深出版人李景端指出了行业评价体系需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改进的三个方面：首先，评审指标应突出文化属性，有必要增加文化贡献考核指标，提高文化效益加权的权分，鼓励出版社在壮大经济实力的同时，必须把传播先进文化，促进科学文化发展放在首位。“对获奖书纳入评分很好，但还不够。建议每年底要对出版社进行年检。年检中要对出书结构及时评估，从各类书的比重和选题分析，看出版社的文化贡献。还有出版社的文化软实力，诸如品牌价值、诚信声誉、组稿能力、优质服务、与读者互动等，都应纳入考核。”其次，充分发挥行业评审的作用。同行之间，因业务性质大体相同，既有可比性，又互相比较了解，建立起行业评议的机制，有助于增进行业自律。再次，还可以拓展吸纳来自读者和社会的反馈信息渠道。可以通过抽样调查、问卷投票、网上征询、民意测验等多种方式，尽量吸纳读者和公众对图书及出版者的反映，获取数据，作为设定产业评估指标的参考，使来自读者的心声，成为出版评价体系中一项重要的补充。

中央财经大学出版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莫林虎对比其他行业的企业评估则提出了适度加大硬性指标数量和分值的建议。他认为，在具体的指标设立中，可不必拘泥于设立如社领导岗位培训、主业人员持证上岗、编校人员职称、从业人员受表彰情况这些外在指标，而应当更加注重考察企业发展战略、人力资本、发展潜力等，可设立经营发展战略、发展创新能力、企业文化等指标。同时，建立基础建设能力指标体系时要注意该指标体系的内在联系，也要注意该指标体系与其他指标体系的关系特别是引领作用。

中央编译出版社社长和龑建议，传统出版业作为文化创意产业的组成部分，其产业升级和与新媒体的竞争需要加大创新力度和研发投入，可以将出版单位的创新和研发指标导入体系中，如增加选题策划能力的指标，造血功能也应是基础建设能力考核的重中之重。“一些出版社将自费出版、资助出版甚至合作出版等作为解决生计的重点工作来抓也是无奈之举，核心问题是没有解决好自我造血功能。如何解决？一要考量该社图书的本版率，二要考量出版社的销售渠道是否与该社图书类型、特色相匹配。”

“从政府引导和对社会负责的角度来说，应该借由等级评估，对一些特殊的出版领域，比如翻译出版、医学类图书出版方面设定相应的资质，制定相应的门槛。”韩卫东希望等级评估对于目前一些出版社缺少进入专业领域资质，扰乱市场秩序的现象，能够起到抑制作用。

首届出版单位等级评估，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出版业特别是作为出版产业开展的一次具有开创性的重要工作，毫无疑问，它开启了我国出版企业评估的制度化进程，对于推动我国出版产业发展、提升出版社经营水平将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